它，为何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建立西域都护府，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治理西域地区的一项重大举措。

彼时，西域都护所辖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天山以北，其治所设于乌垒，乌垒“与都护同治”。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关于乌垒城位置的猜测，但考古调查与试掘始终未取得足以支撑的证据。笔者认为，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更可能位于卓尔库特古城一带。

2018年，西域都护府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当时，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申报“西域都护府——两汉西域军政体系建置考古”研究课题，并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双方组成联合考古队发掘卓尔库特、奎玉克协海尔两处城址。

▲俯瞰发掘前的卓尔库特古城。（新华社发）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城东南约26公里，近年来已初步探明古城地层堆积和古城结构的大体情况。这些钻探结果，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都得到了验证。

在这个古城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兽骨以及多件骨器、铜器、铁器、珠饰、铜钱等。其中，战国时期陶片多为夹砂红陶，质地略粗；彩陶则多以黄衣红黑彩为主，常见带流器。汉代地层出土陶片多细泥黑陶、红陶，部分刻划线纹；器形可辨者，大多与长安地区、河西地区陶器接近。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陶质明显有了较大提升。魏晋时期地层出土陶片多细泥黄陶、黄衣红陶，捏嘴带流器等与中亚、南亚特色器型接近，窖穴中出土的大陶瓮则与库车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大酒瓮形制一致。此外，尽管已出土的石器多有残损，但石研磨棒、砺石等仍可辨其器型。骨器中有大量加工痕迹但未成形的半成品，成品则有骨簪、骨饰、骨搏具等。其中，骨搏具出自魏晋时期房址，于阗、楼兰、尼雅等多处遗址都曾出土形制相似的器物。铜器有铜印、铜带饰、铜容器等。铁器多锈蚀严重不可辨，其中几件可能为铁剑身残块。珠饰包括青金石饰片、绿松石珠、玻璃珠等。五铢钱出土于汉代房址。魏晋时期房址中出土的铜钱虽然锈蚀严重，但仍可辨认出是龟兹地区流行的龟兹小钱、剪轮五铢。

▲卓尔库特古城遗址出土的器盖。（新华社发）

▲卓尔库特古城房址出土的骨博具。（新华社发）

卓尔库特古城遗址的碳14样本测年结果表明，其应是建于战国晚期（约公元前259年），沿用至魏晋时期（约386年）废弃，主体使用年代为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这一结果与考古发掘情况恰好可以相互印证。这个古城形制极为特殊的三重城结构，在新疆及中亚地区均较罕见，城中房址规模体量较大，为目前新疆地区城址中单体最大，建筑所用材料也是目前所见最大尺寸。这些都足以说明，该城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最高等级城址。遗址出土的汉代器物具有长安地区典型特征，实证了当地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而陶器质量明显优于前期，则表明卓尔库特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高台城址俯视图。(新华社发)

虽然到目前为止在卓尔库特古城尚未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证明该遗址即西域都护府之所在，但我们相信，科学研究有时并不能仅以某类遗物作为最终的判定依据。在古代等级社会中，等级与规制是相互呼应的。就考古而言，相对于种种不确定因素，古城形制、规模所代表的历史定式，似乎更足以说明问题。

汉代中央政府治理西域地区是一套完整的体系，西域都护府作为最高机构是这个体系的“龙头”而非全部。寻找“龙头”只是我们工作的起步，即使找到“龙头”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许多工作、许多问题还需要时间加以深入、细致、耐心地研究。我们坚信，随着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按图索骥、溯流寻源，必将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两汉军政建置体系。

（道中华（ID：daochinese）作者：陈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娃斯玛·塔拉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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