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大同思想与郑和文化的渊源

世界新闻网（云南）赵永忠讯：郑和研究有了新的成果，近日郑和研究会刘仁杰从一个全新角度谈到郑和文化与大同思想的渊源，提出打造《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充实“一带一路”战略文化内核的建议。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是至圣先师孔子最早提出的终极政治理念，也是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尽管大同思想出自孔子的《礼记·礼运》大同章，为中国思想，但西方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柏拉图理想国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思想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现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究其核心底蕴，“世界大同”思想中“最大同”的现代概念是：“和平、尊重、合作、发展；共商、共建、共享、和谐”。很多人产生歧解，以为世界大同就是世界同化，或是同化世界、统一世界、世界一统，与大同思想的真义相去甚远。

一、大同思想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1.源出内涵与文化基因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到处是诸侯割据的混乱状态，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当时各种文化思想十分活跃，被后世称为“诸子百家”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要极力“克己复礼”，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礼制，为此，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 “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得到诸侯的采纳，最后还是回到鲁国办私学。在当时背景下，孔子处在“乱世”，向往的是“太平盛世”，为了“改制”，为了“救世”，从而提出所向往的“太平盛世”大同理念。大同思想和成圣的最高人格相适应，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由乱世求小康，由小康进大同”具体化了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理想大道，顺达前行，天下为公，人人平等。诚信和睦，选贤举能，四海之内，皆为亲朋。……乃理想之世界大同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和”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儒家的大同的理想对整个中华文明灌注了灵魂和构建了深厚的思想基因。唐太宗时期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中也描述未来世界大同的情景“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社会风气和环境达到非常美好的境界）”、“一人为大世界福（一个人合起来是个大字，以人为大是世界之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签筒拔去竹是同字）、红黄黑白不分明（不分红种、黄种、黑种、白种人）、东南西北尽和睦（指天下和睦相处）”。

封建时代的大同思想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基本上未再出现新的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中国近代出现和经历了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和章太炎的《五无论》、康有为改良主义的“大同”空想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民生主义”空想。康有为继承并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他的“大同理想”不仅传承了儒家大同思想，也糅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这些思想理念甚至影响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近现代伟大的革命家和伟大的革命实践，以至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国人长期的企望。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认为：“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社会主义之国家……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2.大同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相当的影响于推动作用

在百年近代史中，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被压迫的地位，为了消除贫困、落后的根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许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提出了种种政治方案，力图用武装的或和平的手段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镇压和阻挠，他们拯救中国的愿望变成了泡影。只有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清除了阻碍中国进步的腐败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种伟大的实践过程，恰恰为追求美好的“大同世界”跨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新中国，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奔小康，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大同世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伟大民族理想追求的升华，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追求与梦想的践行。

3.大同理想、和谐社会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实现社会和谐、吁求世界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全球化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和压力共生，人心思变革，人心思发展，人心思稳定，人心思和谐，世界求大同。中国的发展、繁荣、富强特别需要社会稳定、世界和平。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有力地反驳了一些西方政治家、理论家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曲解，具有理论的穿透力和现实的针对性。

4.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共享太平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最大同的美好向往，“大同梦”是全球各国和人民共同的“世界梦”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提出了他的‘中国梦’概念，阐述了在他的任期内国力增强、13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愿景。习近平描绘了他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展望，强调实现‘中国梦’只能依靠走‘中国自己的路’、培养爱国主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美国国务卿克里要推动太平洋之梦；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要把俄罗斯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实现共同繁荣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要积极培育亚洲梦……。

那什么才是“世界梦”？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演讲提出中非人民都在致力实现中国梦和非洲梦，还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共鸣。

世界梦是和平梦，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赞同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世界梦是发展梦，期盼稳定发展在发展是全球各国和人民亘古不变的梦想；

世界梦是合作梦，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共识；

世界梦是和谐梦，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弘扬平等、包容、合谐、共赢。

世界梦就是世界大同梦，核心就是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利于中国‘世界梦’的实现，而中国‘世界梦’实现过程又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5.“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含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是世界大同思想的体现

当今世界不太和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思潮泛起，这是造成当下世界乱象和困局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针，如一把钥匙，中国梦为世界感知当代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应当的承担起了大国的责任。在广阔的世界外交舞台上，习近平倡导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中国，从来不回避问题，坚决致力于解决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面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积极发挥弥合分歧、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崇尚“和”文化，爱好和平，反对分裂，也始终以谦逊、包容、开放的胸襟笑迎四方来客。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倡导以心相交的外交政策，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让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真诚地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

今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康有为、孙中山提出的“大同世界”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只是给人一个脱离历史实际的美好愿望，只能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希望和鼓励。而今天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的。汇集了毛泽东之伟大与睿智，邓小平之远见与务实，江泽民之“三个代表”创新，胡锦涛之“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于统一体，形成前所未有思想上、理论上、旗帜上、道路上的大统一，从而向全世界完整准确地传达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政府针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提出的措施是明确和可行的，其给予弱国、穷国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这表明中国既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也是构建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勇于担当的实践者。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与科技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发展进步，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

二、郑和是明朝协和万邦构建共享太平的大同世界的践行者，大同思想的国际传播者

1.深受大同思想熏陶的朱棣与郑和

儒家儒学灌输的文化灵魂和基因延续到明朝汉族的复兴，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朝为建立大同世界梦想的努力。在那个时代，明朝作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想将儒学文明传播于海外，创造一个“仁爱”的大同世界，因而选择了“协和万邦”的海外发展道路。

自汉唐以来，中国经济发达，文明昌盛，东亚国家羡慕中国文化，积极引进儒学因而造就了东亚的儒文化圈，东亚国家民族对以儒家儒学为主体先进汉文化的尊崇铸就了中华文明基因的无比自信。当统一昌盛的大明王朝出现于东亚世界，人们都感到这是中国又一个文明昌盛时代的到来，因而对中国寄有希望。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东南滨海区域迅速成长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区域和海外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不断。明朝的统治者十分在意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马上派出使者到周边国家宣告明朝的建立，要求诸国向明朝进贡，不要与元朝往来。用今人的观点来看，朱元璋急需周边国家承认大明王朝已经取代了四处征战吞并掠夺他国但已经没落的野蛮蒙古元朝，恢复了儒家思想主导的、“以德服人”的文明的汉人统治，以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回顾历史，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这么主动地派遣使者到海外，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这体现了明朝不同以往的国际视野。明朝与元朝的不同在于：元朝蒙古人经常侵略、征占、殖民、掠夺他国，经常对海外国家野蛮使用武力，曾派出大军征讨日本、占城、安南、爪哇等国。

朱元璋对海外国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儒家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传统的体现。明太祖朱元璋感到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他深怕继位者在海外滥用兵力，消耗中国力量，不利于抵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的南下。明太祖提倡和平的另一面是积极经营海外世界，特别是文化层面的经营。明代的儒者认为自己的治国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要凭借明朝的力量，将明朝的影响扩及海外，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儒家理想世界。明朝若想有所作为，向南洋、西洋进军的时代已经到来。

2.“协和万邦”的“大同外交”与“共享太平”的朝贡体系

明成祖朱棣上台后，结束内战，立刻恢复积极进取的海洋策略。“中官四出，实始永乐时。元年李兴等赍敇劳犒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刺诸国，此将兵之始也。”朱棣的海洋政策比朱元璋更积极，朱元璋不过是想取得周边诸国的承认，建立有来有往的朝贡关系。而朱棣的目标，是建立遍及四海的朝贡体系。因此，他要派出使者出使海外，促使那些边远的国家向中国进贡。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郑和远航海外？学界争议很多。《明史·郑和列传》这样解释：“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见，《明史》的作者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朱棣疑建文帝未死，逃亡海外，所以派郑和前去侦察；其二，明成祖想在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扩大中国的威望。这都是后人的推测。

从郑和航海行动的直接目的来看，它就是邀请更多的海外国家到中国来进贡，建立“万国来朝”的朝贡关系和学习语言文化制度、传播中华文化，从而将明朝的统治秩序推及天下。实现明朝带动世界各国进入“万邦协和”、“共享太平”的大同世界的理想。

3.七次远航中不是征服、殖民、掠夺、占有，而是“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明感化，与西方大航海时代迥然不同

除了郑和与王景弘之外，明成祖还派遣了其他宦官出使外国。正是在众多使者的共同努力下，明朝建立了遍及四海的朝贡体系，前来中国进贡的国家东至日本，南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西至东非国家。有些国家自古不通中国，是郑和的船队将他们带到中国，从而建立双方的关系。就明朝的角度来看，你不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其他民族宗教文化和制度就会传播过来，已知世界的国家要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进入一个脱离野蛮与战乱的中华文化朋友圈。按照儒者的理想，明朝在海外的作用是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文化的灯塔、富强的国度，逐步感化其他国家向中国看齐，从而带动世界走向和平的大同世界。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郑和在西洋的行动十分谨慎，虽说他有强大的武力在手，但并不滥用。郑和几次用兵，大都是被迫出手，更多的时候，郑和是恩威并重、用和平方式引导其他国家前来进贡并学习中华先进的文化制度，先“以德睦邻”其次才是“厚往薄来”地交换各种商品。如果郑和纯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以商养军就不会出现财力负担招怨的情况。以武力征服占有和殖民为目的是以强凌弱的野蛮国家、是元朝蒙古人的所为，不是也不符合大明朝所代表的中华传统。

总的来说，郑和凭借为舰队为后盾，施展和平为主的外交手段，实现了中国统领海上世界外交目的。到明朝来进贡并学习的国家，先是南洋国家，而后有印度洋国家加入，再后，西亚的和东非的一些国家也到中国进贡并学习，有的国家甚至一直留在中国不愿意回去。“所谓万国咸宁，诚惟今日为然也。”可以说，明代前期中国已经建立了所知世界和明朝“共享太平”的朋友圈。通过远航活动，儒家大同文化圈得以相当程度的稳固和扩大在朝鲜、日本、安南、琉球等国，我们也可看到儒家文化传播的影响因子。郑和下西洋时代，明朝建立了遍及南海印度洋的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运作下，中国在海外国家的影响加深，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与科技得到进一步传播。沿途国家和地区把郑和当神建庙立宇供奉至今就是佐证。

4.远航的郑和是朱棣和明朝儒家“仁政”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者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明太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征战不已，大欺小，强欺弱，几乎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明太祖却有超越时代的认识，将海外用兵当作大忌，用以教训子孙，这是儒家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传统的体现。郑和远航忠实地执行“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致力弘扬中华礼教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手工艺、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肩负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与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重任。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一个顶峰，也是朝廷对外传播中华儒道文化、意图感化海外“万国来朝”的朝廷行为，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明朝的企图是引导世界，结束混战不已、以强凌弱的人类历史，实现儒者“和为贵”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5.神一样存在沿途国民心中的郑和是我国走向世界、践行世界大同的外交名片

在对外交往实践“世界大同”的现在与未来，我们都需要一张国家名片。在倡导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在与未来，我们都需要一张国家名片。1405年7月11日，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从中国太仓起锚远航，首次下西洋。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郑和，以生动、亲和的语言，将这张600多年的“中国名片”展示在世界面前。

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讲话：“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

在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又一次提到“中国的外交名片郑和”。说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的‘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还是一位外国领导人的这句话说的好，“如果中国想称霸世界、殖民全球，早在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就做到了，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因为中国人的本质是爱好和平的。”可见郑和践行大同思想已经在沿途各国和地区留下深深的印记。

6.挖掘郑和文化核心并与大同思想基因比对，无疑其结果是一脉相传的，是大同思想在对外交往的提升与辐射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足迹，沿途收集他在当地国家与民众民间的传说及史籍遗迹，综合提炼郑和文化元素时我们不难得出：

郑和文化的表壳是：水文化、船文化、水乡文化、故里古城文化、尊重宗教的文化、万国风情文化等等。

郑和精神的内涵包括：矢志不渝的爱国爱海精神、风雨同舟的团结协作精神、海纳百川的和平开放包容精神和传播文明、不辱使命的精神等等。

郑和文化的核心是“和”文化：协和万邦、和平友好、包容融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重同轻异、敬其所异、爱其所同、德化柔远、布仁求同、天下一家、与邻友善、共享太平的“世界大同思想文化”。

郑和远航的目的应该是：追求和践行他自己和大明朝“德化柔远、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理念、彰显中华富强、营造“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传播中华文明的世界情怀。寻找建文帝只能说是第一次远航时的一个理由，不可能历时28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由此可以看出，郑和文化的基因与渊源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是“四海一家”、“和而不同”、“和为贵”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底蕴。

放眼全国，在和平外交、传播文化、拓展汉文化圈、构建大同世界于“远海沧溟”而获望至巨者除郑和外尚无其二；从全国乃至世界来看，如何诠释好郑和文化的文化旅游项目寥寥无几，理解上、规模上、表现上有所发展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是在他的丰功伟绩、宝船科技、航海精神层面上转圈圈，而且如何从思想底蕴上研究甚少，如何塑造诠释世界大同文化精髓的文化园更是空白，以至于让很多人产生歧解，以为世界大同就是世界同化，就是同化世界，就是统一世界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与大同思想最核心的“和平、合作、发展、平等、尊重、包容、和谐、共赢”真义相去太远。

三、打造《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的建议和重要意义

1.辅助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并充实文化内核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为顺应与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顺应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顺应中国和平崛起、平稳发展的需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顶层战略。“一带一路”就借用了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了以郑和为代表的和平发展的旗帜，意在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从文化上筑牢民心相通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与建设的社会根基，从思想上诠释“中国答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起点在西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在郑和故里。“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所蕴含、凝聚和倡导的“和文化”、“和谐世界”、“大同世界”理念，不仅可以从文化根脉的出发点上诠释和平发展的理念，也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精神内核。

地理标识的作用、历史见证的作用和未来大同梦想的暗示作用所起到的综合效果是“三合”更是“六合”效应。在郑和故里举办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会，对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更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

2.七彩云南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乃至世界级的文旅新地标新动能

郑和是云南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郑和故里”是云南最宝贵的文化品牌和名片之一。

郑和故里是中国唯一的。郑和及其博大精深的“和文化”是华夏文明对外交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和宝贵的历史文化名片，有必要以此为依托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外交、文旅往来、跨国合作平台，让它成为云南乃至全国文化旅游的新地标。这个地标非滇池湖畔的郑和故里晋宁莫属。

郑和故里是世界的唯一，只有站在世界级的高度才足以释放郑和大同文化的能量与光芒。有必要以此为依托在郑和故里建设一个崭新的《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这将是我国现在和未来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大国世界情怀最好的阐述、最有代表性的名片、最有感化力的纪念、最有人文号召力的论坛、园地之一！也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园、远大理想的纪念地！

3.及早确立“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中心永久会址”的需要

郑和航海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开放包容的思想、开拓创新的勇气、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不占他国一寸土地、不拿他国一分金银”、“缉拿海盗、匡扶正统”的“和天下”、“和为贵、”“和文化”、“和谐世界”理念与“大同世界”的人文追求，正是我国今天倡导与推进“一带一路”全球战略中所需要弘扬和提倡的文化灵魂和精髓。郑和故里---晋宁昆阳是15个部委办组成的国家航海日组委会、交通运输部海运部门、国家郑和学会、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拟议举办的“中国航海日纪念活动全国主会场云南永久会场”，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拟定的“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中心永久会址”最好的选择，一旦申办成功，将成为国家重大项目，将是“大同海洋国际论坛”、“世界大同文化论坛”的雏形。

4.是每年中国航海日、郑和文化节纪念活动的永久会场需要

1405年的7月11日，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舟师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久、规模之大、航程之远与抵达国家和地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比欧洲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当代美国史学家路易斯·利瓦塞斯这样评论：郑和船队在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可以与之相匹。英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则写道：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舰队由郑和率领，27800名官兵分乘208艘船舰，驶向三大洋。郑和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2005年7月11日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家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航海日”，7月11日成为中国“航海人”的生日。“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既是所有涉及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业、航海科研教育等有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海军官兵的共同节日,也是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增强海防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全民族文化活动。之后昆明市也确定每年的7月11—18日为“郑和文化节”。如果随着项目的建成把 “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节”上升到省级，必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把云南特别是昆明文旅推上一个新台阶，真正造福郑和故里人民。

5.《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有着其他题材无可比拟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多重效益政治方面，《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及其《大同论坛》《世界大同宝塔》本身就成为诠释中国思想、中国方略、中国方案、中国外交的舞台。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首场重要演讲中，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系列主张。这些系统性思考，不局限于某国某域之利益，从世界整体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重大判断和谋划，进而成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如何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这不就是中华大同思想的光辉吗？

外交方面，《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及其附属的“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中心”承载相关国际合作论坛和匹配其它各种国际会议产生辐射圈的积极作用，势必将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大同论坛》。在密集的元首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利用各种场合，阐释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发展观”“义利观”，描绘中国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梦想相通的新图景，将整体意识、全球视角、传统智慧、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中国方略”，赢得积极而广泛的反响，展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世界情怀。

“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质朴的话语，饱含中国对和平发展和国际治理变革的深刻思考。其核心要义便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各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际上的事要共同协商。多年来，中国与各大国良性互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确立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在政治解决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等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探索“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路。这种世界情怀，呼唤“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主题园”的诞生。

“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文明交流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倡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既是中国“合作共赢、包容开放”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多年来硕果累累，举世公认。这种世界情怀，呼唤《郑和故里—大同论坛》阐释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经济与社会方面，吸引央企、国企大小企业入驻，文旅康养齐动，可以极大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大量的就业、用工等等。项目属于文化旅游康养综合性开发项目，比较单一的公园和康养项目，其旅游的经济效益与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它还是导入了体验经济的运营模式，促进了文化、旅游、康养、科技、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资源等载体的有机整合，丰富并充实了昆明文旅康养产业“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旅游要素的有机组合，将大幅促进升级和消费升级到新旅游六大要素“商、养、学、闲、情、奇”。围绕“旅游新六要素”又形成新的文旅业态：（1）商：包括创客产业、会议会展、商务旅游、奖励旅游等旅游新需求、新要素。（2）养：包括养生、养老、养心、体育健身、运动、健康管理、疗养服务、美容SPA、居住社区等。（3）学：包括研学旅游、科考、培训、拓展训练、影视拍摄、摄影、采风、各种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4）休：包括乡村休闲、都市休闲、度假等各类休闲旅游新产品。（5）情：包括婚庆、婚拍、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禅修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6）奇：包括探索、探险、探秘、游乐、新奇体验等。其产生的综合体效果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园区的建成将是云南特别是昆明的文化旅游跨越式的增长点，将是全球游客来云南的必游之地、必登之塔、必座之舫。保守估计云南丽江每年有多少游客，本园区就将有多少游客。其带来的文旅效益是其他单一项目甚至康养项目无法比拟的。

6.《世界大同文化园》的打造将让《郑和故里》和《世界大同宝塔》《万国风情七岛》名声鹊起，誉满全球，造福云南。郑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建议在郑和故里打造的郑和文化旅游主题园在名称、内容以及元素表现上做深度的过滤，从简单的文化元素表现，提升到 “和”文化基因的高度、大同文化灵魂的高度、世界级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解答为什么不叫“郑和文化园”、“郑和故里文化园”、“郑和故里文化城”？为什么不叫“郑和宝塔”或“三宝塔”？为什么不叫“郑和故里国际会议中心”、“郑和论坛”、“郑和国际会议中心”、“郑和广场”？因为只有抓住核心、提升高度，挖掘并触及郑和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才能让历史契合时代的发展，成为留给后人的闪耀思想光辉的精神财富。

如，“三宝塔”的名字就容易与佛教三宝塔混淆，而且“三宝塔”、“三保塔”“郑和塔”有特指、有局限，不能达到融汇并表达郑和以及无数践行“和”文化也就是大同文化所有先人与后来者的精神的作用。用“大同宝塔”的名称感觉就不一样，但感觉还是有诸如孔子、康有为、孙中山等很多人可以用，但提升为“世界大同宝塔”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只有郑和最配、最能代表，其他人尾随其后。63米28层高的大同宝塔（寓意他享寿63岁、七下西洋历时28年）必有宝，“大同宝塔”的宝就是“和”文化的无穷魅力，就是人类社会美好大同理想与追求，所以可以说是世界级和平使者的标签、世界级大同思想践行者的名片。《郑和故里—世界大同宝塔》是寄寓世界梦就是世界大同梦之宝塔，就是全球各国和人民祈祷和推动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早日到来的灯塔，是世界和平梦、发展梦、合作梦、和谐梦之“世界塔”。

《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是就是全球各国和人民祈祷和推动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寄寓共享太平的世界大同梦之园。

《郑和故里—世界大同宝塔》及其《世界大同文化广场》、《世界大同文化论坛》、《万国风情七岛》、《万国宫影视康养基地》等系列项目都是镶嵌在其中的珍珠、翡翠：

——将是中国与世界联通的纽带、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联通的纽带；

----将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乃至全球各国合作的平台；

----将是中国梦与世界梦融通发展的地球村里的和平村；

----其中的标志性建筑---《世界大同宝塔》将是全国乃至世界唯一的拥有世界情怀的思想灯塔，将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文物级超亮景区景点，将成为云南必游之地、必登之塔。

《世界大同文化园》与中国的外交思想、方略和世界情怀同频共振，从开放第一人郑和的历史深处获得启迪，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汲取力量，在文化搭台、旅游经济唱戏的时代激流中接受淬炼，在务实实践中不断发展。《世界大同文化园》将跟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与世界共同携手，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展示更加和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和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作者 刘仁杰：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理事、研究员，云南郑和宝船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