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纸面服刑”，这是一记实招！

2021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应该说，这是从制度上防止“纸面服刑”的一记实招。

2020年9月3日，《半月谈》的一篇报道撕开了“纸面服刑”的内幕（详见《半月谈》2020年第16期）。

这篇题目为《杀人犯一天监狱都没进过！“纸面服刑”15年，真相待揭穿》的深度调查，一经半月谈新媒体推出，犹如在互联网舆论场，丢下了一个巨石。“纸面服刑”，一时成为网络热词，引起各方强烈关注。

报道揭示：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巴图孟和，却连一天监狱都没进过，并先后入党、当选嘎查达（注：嘎查达即村主任），甚至当选旗人大代表。

27年来，受害者的母亲持续呐喊：到底是谁放走了杀人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这关乎司法正义！没有比这更牵动人心！

地方政府的行动是迅速的。2020年9月6日，内蒙古两级政法部门回应：将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还被害人以公道。

最终，那些违法乱纪的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之后，全国多地，又有几起“纸面服刑”事件接连被曝光。

本是刑罚人道主义的“绿色通道”，不曾想，却成个别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后门暗道”。由此，保外就医造假、减刑、假释等乱象，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

有关部门也在快速堵塞漏洞：

2020年10月底—12月初，最高检抽调人员，组成巡回检察组开展跨省交叉巡回检察，这是最高检首次启动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

2020年12月，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中，针对“纸面服刑”问题，呼兰、松滨2所试点监狱及宜宾市所在的5所省属监狱对“减、假、暂”案件倒查20年，抓住多次减刑、“踩点减刑”、编写虚假病情鉴定等问题，排查案件8万余件，确认并整改违规违法问题307个。
2021年3月1日，最高检表示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监狱巡回检察，常态化开展交叉巡回检察，完善相关监督机制，严格“减假暂”监督，严防“纸面服刑”“提‘钱’出狱”。
2021年3月8日，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纸面服刑”：表示社会广泛关注的孙小果、郭文思、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中检察监督流于形式。“我们深刻反思：刑罚执行中的突出问题，检察监督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而不纠正、不报告是渎职。”以此自查自纠，3案29名检察人员被严肃追责。

2021年4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发布的《关于巴图孟和案调查和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显示：纪检监察机关已认定84名责任人，除已故的10人外，74名责任人被查处。

而这次出台《意见》，对于治理“纸面服刑”，是重拳出击，关键狠招！

无疑，这些年，深入推进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问题不能回避。

今年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将违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作为六大顽瘴痼疾之一予以集中整治。在这次整治过程中，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为：

减刑、假释案件过于依赖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材料，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少案件审理流于形式，监督缺乏有效手段，导致有的案件关键事实未能查清，矛盾和疑点被放过，甚至一些虚假证据得以蒙混过关，个别案件还引发了负面舆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刑罚规范有效执行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实现，而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变更的重要措施,如果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势必影响刑罚执行的效果，影响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政法部门表示，《意见》的出台，能够有效促使有关机关更加公平、公正执法办案，不断提高减刑、假释裁定的公信力，做到民众有所呼，政策有所应，司法有所为，局面有所变。

具体而言，《意见》共20条，从准确把握实质化审理基本要求、严格审查实体条件、切实强化案件办理程序机制、大力加强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等四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工作要求。

一是强调了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保证减刑、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而如何审查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实践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意见》提出要坚持全面依法审查、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严格审查证据材料以及区别对待四项基本要求。其核心在于，不仅要审查罪犯的客观改造表现，更要注重审查判断罪犯主观上是否真心悔罪，是否真正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通过综合考察罪犯原判罪行、主观恶性、服刑改造情况等因素，对不同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以更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二是细化了严格审查实体条件的具体标准。《意见》针对实践中较难把握、容易出现偏差的问题，提出了审查过程中应当重点注意的事项，并明确了具体的审查方法。比如，对于罪犯的计分考核材料，要认真审查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存在疑问的，应当要求刑罚执行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或者予以补充。

又如，对于罪犯立功、重大立功的审查判断，除明确了应当注重审查的事项外，还强调认定构成立功、重大立功中的“较大贡献”“重大贡献”，是指对国家、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非仅对个别人员、单位有贡献和帮助。

这就意味着，罪犯是否有“较大贡献”“重大贡献”，不是由一小部分人说了算。

三是推出了强化案件办理程序机制的系列举措。针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容易流于形式等问题，《意见》在充分发挥庭审功能、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效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强化审判组织职能作用等方面，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规定归规定，落实下来，才会有实效。

政法部门也认为，这些规定要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落实下来，还需要各政法机关进一步转变理念，努力破解减刑、假释工作中的制度机制障碍。

下一步，政法部门将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建设和运用水平，通过科技手段助力办案质效提升，加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推进顽瘴痼疾整治标本兼治和常治长效。

四是明确了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的配套制度。《意见》高度重视制约监督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针对减刑、假释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权力运行，着力构建了内部监督、外部监督有机融合的全方位制约监督体系。强调上级机关要加强对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为有关机关依法办案提供指引。

总之，《意见》的出台是减刑、假释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于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防止“纸面服刑”等再现，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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